金融科技“热”与“冷”

　　又到了年报季。2018年年报披露的一大特点，就是金融科技的分量进一步加重，金融科技成为当前国内银行业的第一大热词，上市银行年报变为金融科技“秀”。各类媒体指点江山，各色专家高谈阔论，各位银行高管“现身说法”，从互联网金融、大数据、云计算到区块链，真正是说者云山雾罩、莫测高深，听者或胆战心惊、或热血沸腾。感觉如果没抢到“金融科技”的“风口”，传统银行业的崩溃就在一夕间。

　　这其中，以招行的表现最为瞩目。招行董事长李建红认为：银行业最大的挑战来自金融科技。他指出：银行业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来自同业而是异业。

　　“异业的竞争，尤其是金融科技的发展。麦肯锡前首席有一个预判：当前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，15年以后可能有75%会被今天貌不惊人的小企业取代，一个大企业不是被另一个大企业打倒，而是被一批貌不惊人的小企业颠覆、替代。银行业的发展挑战主要是在金融科技，在看清楚这个问题后，我们就要下力气、更大投入。以前银行、实体经济一般都是以资本为核心来开展业务，未来光以资本核心还不够，还要以科技和人才作为核心来发展。基于这样的考虑，发展金融科技还要加大投入。”

　　“去年招行招聘的新员工中50%以上是IT、DT的复合型金融人才。不像以前银行招收新大学生基本上都是要金融系、经济系，现在要复合型人才，更要有DT、IT的基础。董事会全力支持银行在金融科技上的投入和发展。”

　　而招行行长田惠宇的年报致辞简直就是一份发展金融科技的宣言书，逻辑严密，法度森严。总结经验，田惠宇说道：“每一个细胞都感知科技的脉搏，渗透互联网文化的血液。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，是我们仰望追逐北极星的坚实堡垒。”

　　立足当下，“今天，我们从未如此深刻地认识到，行业变局的决定性变量来自科技。无论我们情愿与否，科技革命将以几何量级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，进而重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。银行业尽管已传承数百年，经历多次时代变局，经济周期、贸易冲突和监管政策没有改变银行的商业模式；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也只是为银行提供了更高效的渠道和工具，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则可能从根本上颠覆银行的商业模式。”

　　展望未来，“势之所向，其锋成王。”“科技变革的滚滚洪流，势必将中国银行业推入以新商业模式取胜的3.0阶段。科技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动力。在肉眼可见范围内，金融科技可对传统银行所有业务及经营管理，进行全流程数字化改造、智能化升级和模块化拆分。一个数字化、智能化、开放性的银行3.0时代正在到来，它将彻底改变商业银行的服务模式、营销模式、风控模式、运营模式，拓展银行的服务边界，最终改变银行的增长曲线。”

　　这些极具感染力的分析论断，加上招行一骑绝尘的零售转型先发优势，以及真金白银不断加码的金融科技投入（从利润的1%到营收的1%，再到当前营收的3.5%）和真刀真枪的金融科技探索，招行的金融科技已然“封神”，却也让跟随者无所适从、心生茫然。

　　科技的推动力不容忽视，金融+科技的裂变威力能惊人，怎么让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科技大潮，作为“大数据决策”的始作俑者，金融科技的行业领军者，全球市值最高的金融机构——摩根大通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和实践值得借鉴和深思。

　　一方面，摩根大通银行银行在科技上的投资达到90多亿美元，其中30%用于对未来的投资，该行还建立了超过200名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的大数据团队，“可以与任何一家硅谷的公司相媲美”。早在2013年的致股东信中，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CEO杰米•戴蒙就把“技术淘汰”列为摩根大通未来发展的三大隐忧之一；2014年，戴蒙更是对整个银行业发出了自己的警告：“属于硅谷的时代即将到来”，从信贷到支付，硅谷的初创公司通过良好的客户体验和敏捷的市场反应，让戴蒙觉得“每一家硅谷公司都想来瓜分我们的午餐”，与招行“低调的掌门人”一样，戴蒙应对门外颠覆者的方式，就是把摩根大通定位为一家科技公司，“这意味着随着我们越来越依靠科技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，对于摩根大通的业务运营而言，我们的科技团队与业务精英们同样重要”（见《打造金融堡垒：摩根大通银行战略解码》），对金融科技的重视和执着由此可见一斑。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摩根大通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始终客观、冷静，在过往写给股东的信中，戴蒙表达了三个重要的观点：

　　第一，金融科技不是新事物。戴蒙说道：金融科技和创新贯穿我的整个职业生涯，只是今天更快。纵观过去的几十年，银行业一直都在投入大量的新技术。可相佐证的是：早在1965年，花旗银行曾经成立有一个特别的“战略规划小组”，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后来的美国航天局局长，他们的研究提出：当时的花旗银行主要靠利差过日子，没什么前途。他们认为，花旗银行不应该只是一家银行，而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，以科技、信息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公司。银行新的机会在于“资本增值和服务”，通过运用信用科技使自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有偿的金融服务。此后银行业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预见的准确性，却也反证了金融科技从来不是天降甘霖，凭空而降；也不是洪水猛兽，突如其来。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史，就是不断开发、应用和普及金融科技的进化史，从早期的算盘，到电脑，到网络，到移动工具，金融业既是金融科技的集大成者，也是金融科技的大受益者大赢家。尽管当前的金融科技在加速迭代，但并没有一个瞬间的改变行业轨迹的大事件发生，对待不属于新事物、新概念、新题材的金融科技，既要警觉，也要淡定，非警觉无以应时代之变，非淡定容易被打乱节奏。

　　第二，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工具。戴蒙曾多次阐述了他对金融科技的认识和思考，但是这一切的思考都被放在“服务客户是我们的天职”这一篇目下，戴蒙并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我们不断创新，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、更便捷、更低价的服务”，也就是说，背离金融服务本质的金融科技研发都是南辕北撤、缘木求鱼。

　　现在说银行业进入了大分化时代，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吸睛的话题了，但很多网络言论认为是互联网金融造成了一些银行的进退失据，显然是天方夜谭，至今，没有一家银行的困难局面是互联网金融造成的，说互联网金融对某家银行造成了大的冲击，这绝对是诿过饰非。金融科技是否是互联网金融的变种？很多人不会以为然。然而互联网金融热潮已然消退，殷鉴不远，金融科技如果虚火过盛，就可能会重蹈覆辙。

　　第三，金融科技首在微创新。戴蒙提出“大小之处皆需创新”，“许多重大创新源于日积月累的细节方面的改进，直到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的飞跃，而正是这些细小方面的创新使产品或服务更好、更快”，而在他列举的创新项目中，无一例外的是一些微创新项目。

　　可见，即使是摩根大通银行这样家大业大、实力雄厚的金融寡头，更重视的也是微创新和应用创新，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创新。任正非说过：创新是有边界的，只能聚焦在主航道上，或者略略宽一些，无边界的技术创新有可能会误导公司战略。任正非还表示，不要妄谈颠覆性。两位高人一中一外，英雄所见略同，对当下国内银行业的金融科技风潮应有一定的警示作用。

　　推而论之，笔者认为，中小银行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力应该更加聚焦和审慎，这是因为，中小银行其实并不具备在互联网和金融科技革命中一飞冲天、或者弯道超车的能力。这是因为：

　　首先，没有一家银行是通过互联网或者金融科技力量做大做强的。很多人称颂富国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“弯道超车”，实际上富国银行的规模裂变是因为在危机中捷足先登，灵蛇吞象，收购了规模比它更大的美联银行，不仅是富国银行（见《富国之本：全球标杆银行的得失之道》），除了国内四大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外，称雄全球金融舞台的那些国际大行，如摩根大通、美国银行、花旗银行、汇丰银行等等，无不是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华丽转身的。反观国外一些以互联网金融为卖点的直销银行、网络银行，要么规模小得可怜，要么也难逃被传统大行收购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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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其次，既有的竞争格局已不足以支撑银行迅速做大。几年前银行业特别红火，“赚钱赚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”（某银行高管语）的时候，很多人抨击中国的银行业搞垄断，事实上，中国的银行不是少了，而是多了，而且是严重过剩了，如果不是依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海量存款和贷款业务，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要打个对折以上，发展要困难得多，可以说，现有的市场已容纳不下更多的银行，也无法支撑众多银行像过去的黄金十年那样保持普遍高速增长。

　　再次，由于金融行业对于社会经济稳定性的独特影响力，注定其无法像科技企业那样去运营。保罗•格雷厄姆曾经说过：“互联网企业就像蚊子一样，群体前景光明，个体九死一生”。传统银行这种大象，如何随蚊子起舞？试问谁敢把钱交给一家九死一生的银行？

　　身陷时下愈炒愈热、如醉如痴的金融科技热潮，中小银行应该坚定的走自己的发展道路，一方面，科技支撑能力不足依然是中小银行的短板和瓶颈，支撑尚且乏力，引领又何从谈起，先走稳了再学跑吧，诚如田惠宇所言“只有足够庞大的客户数量，才能承载科技的高投入和高风险，才能形成足够价值的数据量”，中小银行的正确做法还是执行追随战略，快步跟进。另一方面，在某些领域，某些环节，中小银行完全可以依靠紧贴市场、紧跟客户需求进行“微创新”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有两句话发人深省。

　　一句是富国银行原董事长理查德•柯瓦希维奇说的：“这不是源于使用技术手段去挖掘需求，也不是源于外部顾问的建议，它源于我们的客户和我们那些服务客户的员工。我们在富国银行所做的一切源于客户的需要。”（见《富国之本：全球标杆银行的得失之道》）

　　一句是巴菲特的“黄金搭档”查理•芒格说的：“我们只是寻找那些不用动脑筋也知道能赚钱的机会。正如巴菲特和我经常说的，我们跨不过七英尺那么高的栏。我们寻找的是那些一英尺的、对面有丰厚回报的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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